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存续已久，其中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定位。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、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、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设和研究规范化等问题亟待回应，定量研究范式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基于可靠、一致的测量和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，定量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，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建设，为世界学术共同体贡献中国的理论和经验。

以“国富民强”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之后，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得以实现。在强国家诞生之前，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，政治结构合理化程度、政治发展实现途径、权力配置主体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，导致了国家转型都以失败告终。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，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建立起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，奠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现代化建设坚定党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，优化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，现代国家的结构日益完善与合理，国家能力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。从一个弱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强国家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用事实否定了“西方模式”的普世价值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强国之路。